全真教传戒活动（资料图）

传戒活动是道教全真派在近代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接受过全真派传戒、获得“净戒牒”后，即获得了道教所认可的全真派道士的身份与资格。玉皇山福星观作为江南地区近代重要的丛林宫观中心，其举行的传戒活动对江南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反之，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又是整个浙江丛林宫观传戒的一个缩影，为道教全真派在近代的传戒活动提供一个详细的个案。

一、福星观的历史发展之路

玉皇山福星观相传始建于唐玄宗年间。宋仁宗年间“重开山，敕建玉龙道院”。明代，玉龙山改名为玉皇山。正德年间，道士罗普仁在玉皇山上修炼十三年，其“大悟几次，小悟不知其数，参出五部真经，无为大道，超出三界”。后被敕封为无为宗师，扩建玉龙道院。

对于玉皇山福星观的创建，分歧很大，吴亚魁认为其在“雍正（1723—1735）年辟建”，资料来源并未注明，但从其文中大致可以看出其史料主要来源于民国年间由庄严居士编写的《道统源流》，吴亚魁在其书《江南全真道教》中《江南道教的“中兴”》一节里明确说明“福星观，方志无载，除《一上海宗教史》外，唯见玉皇山事于《道统源流》”，可见其并未查阅到玉皇山福星观相关的地方史志资料。林正秋在其所著《杭州道教史稿》中则认为其道院最早创建于唐代玄宗年间，资料来源是卓炳森的《玉皇山庙志》。《玉皇山庙志》由晚清参与重建玉皇山福星观的卓炳森等人编纂，可信度较高，其中《玉皇山福星观历代开山之遗迹》详细讲述了玉皇山福星观的创建，虽然文中难免有夸大之词，但从中可以对福星观在清代之前的历史有大致的了解。

李卫（资料图）

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江南的崛起应该追溯到清雍正年间李卫对该观的大力支持。李卫，雍正三年（1725）任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仁浙江总督。彼时杭州城多火灾，玉皇山又恰巧处于杭州城风水上“离火”的位置，李卫便在福星观安置七星缸来镇压杭州城的火灾，以彰显其爱民的仁政。此举对玉皇山福星观意义重大，使玉皇山福星观从一个地处杭城西南的小庙一跃成为能够控制杭城灾殃的福观，在杭州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攀升。

道光三年（1823），时任浙江巡抚的程月川延续李卫的做法，在慈云岭修建了真武殿、观音洞，武功山山口增加坎石，在万松岭处也安放了七星缸，从风水上来强化玉皇山福星观在防治火灾上的作用。玉皇山福星观的地位就更突出了。至此，玉皇山福星观初具规模，并逐渐成为杭城一大名观。

太平天国运动中，因玉皇山福星观位于杭州城防的重要战略高地上，惨遭兵燹。历史上太平军曾经两次攻打杭州。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驻扎在玉皇山后的馒头山脚下，然后“用大城河船两只，合覆于地，用江山所掳开煤矿之工人，凿通地沟暗道于凤山门至清波门居中，土名黄泥潭，用棺木装火药，塞大炮台之底。城中军民人等如人梦中，毫无知觉。不料二十七日，于清晨勃然轰炸，炮台守台黄岩兵欲放大炮，炮炸台毁，一时死伤三百余人”，设计炸开清波城门附近的城墙后，鱼贯而人。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合围杭州后，杭州只无抵抗力，太平军再次从玉皇山下的清波门攻入杭州。其后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位于城南玉皇山与凤凰山一带的战略高地。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对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破坏政策，位于太平军必经之地的福星观注定无法躲过这场兵燹。《玉皇山皇庙志》里说是“咸丰庚辛之乱，旧建均毁”，具体时间无法考证，大致在1860年到1861年间。

战后，福星观的重建得力于高道蒋永林道长。蒋永林，道号玄晶子，浙江东阳人，幼即好道，父母为之授室，不愿而避入普陀山，后在天台山崇道观出家。蒋永林道长在天台山崇道观的度师是董教礼道长，董教礼师承关系不详，只说其”传布金莲正宗”，后葬在杭州玉皇山。然董教礼道长从字辈和出家宫观来看很有可能出家于天台山龙门派杨来基道长14房支系之一。所以《杭州玉皇山志》里就说“但论本观道派，实远绍龙门，近接天台”。同治三年（1864）蒋永林道长从天台山来到玉皇山福星观，“见山明水秀，结茅而居，供奉玉皇上帝”，并开始募集资金准备重建玉皇山福星观。幸运的是，同治六年（1867）蒋永林道长与卓炳森等人在玉皇山巧遇，《重建玉皇山庙志序》中记载了这一次重要的相遇：

咸丰庚辛之乱，旧建均毁。规复后，森由粤返杭，偕世居长桥之宓君承庆暨李孝廉、炳垚、高广文念曾登山而访，已无一存者矣。但见山巅颓垣瓦砾中，有结茅居者，询为蒋羽士永龄，因与席地而谈，告以前闻旧迹，慨然思为兴复。

可以说，玉皇山福星观再次为江南名观之一，与这次相遇离不开关系。卓炳森为浙江钱塘人，曾任广州陆丰县丞，太平天国运动后由广州回到杭州与其好友慕名登山访游玉皇山福星观，在废墟之间遇到了立志募款重建玉皇山福星观的蒋永林。这场“席地而谈”开始了以卓炳森等人为代表的地方乡绅在地方政府多方活动，为玉皇山福星观争取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经过蒋永林、杭城乡绅和地为政府合力，“官为复建七星铁缸、大殿、二殿、官厅。自复募建南天门石牌坊、三清殿、三官殿、斗阁、报本堂、客堂、方丈堂。并将日、月池开浚，水源甚旺”。玉皇山福星观再见辉煌。

二、福星观传戒活动的开始

玉皇山福星观第一次传戒开始于何时？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观点：

刘迅编辑的传戒表中，福星观传戒始于光绪二年（1876），文献来源是民国王松渠编纂的《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林正秋在《杭州道教史稿》中认为蒋永林是光绪七年（1881）到白云观接受的传戒七拜，于两年后即光绪九年（1883）才回到杭州开坛传戒，文献来源是民国来裕恂所编《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二。尹志华在《清代全真道初探》中认为福星观是在光绪八年（1882）开始传戒，文献来源同样是民国来裕恂所编的《杭州玉皇山志》，同时还有清卓炳森所编的《玉皇山庙志》。

《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是1940年春由当时浙江黄岩大有宫的蔡理鉴道长、蒋宗翰道长等道教教内人士请当时的黄岩举人王松渠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纂的《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续修编纂的，具有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蔡理鉴道长与玉皇山福星观的关系。蔡理鉴道长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镇海渊德观受方圆根律师三大戒，名列第三。方圆根道长为蒋永林道长弟子，可能在蒋永林道长接管渊德观时被派往渊德观，在此扎根，扩展龙门一派，并在此开坛授戒。由此可见，蔡理鉴道长继承了玉皇山福星观龙门的法派，但是其是否真正参加玉皇山福星观的早期传戒活动不得而知。所以此书中记载的玉皇山福星观传戒活动应该多为后人回忆，需要详细的考证。

民国王松渠所编《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中关于玉皇山福星观在光二年传戒的记载原文如下：

姚圆芝嗣师。陈明通宗师。黄邑舆人，出家于羽山洞，礼姚子为师。丙子于杭州玉皇山受蒋永林律师三大戒。墓于方口下光明口里。

林明球宗师。黄邑人，出家于北斗宫，礼姚子为师。丙子在杭州玉皇山受蒋永林律师三大戒。

同时有两位宗师均记载了光绪二年的传戒，本应无误，但在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二十二年传戒留下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也记载了陈明通宗师的受戒记录，原文如下:

龙门/首字第一百十六号/陈明通/能成子。年二十二岁。乙亥相。四月十日已时建生。系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人氏。在本县羽山洞出家。度师姚圆芝。

从《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可以明确知道陈明通是在光绪二十二年在玉皇山福星观受的戒，这一年是丙申年，《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记载的“‘丙子”应为“‘丙申”之误。林明球和陈明通同为姚圆芝同字辈的弟子，但林明球又不见于《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应为后人回忆之误，其可能是受戒于其他时间，也有可能并未到玉皇山福星观受戒。由此可见，玉皇山福星观在光绪二年并未开始传戒。

白云观传戒（资料图）

来裕恂所编的《杭州玉皇山志》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李理山道长主持玉皇山福星观鼎盛时期，距“蒋祖以下字辈，迄今已有六字可纪”，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卷十二《仙迹》中记载蒋永林的事迹时提到了其开始传戒的日期，原文如下:

……辛巳岁，云游至北京，受戒于白云观孟律师。癸未秋，返福星观，登坛说法，提携戒子甚众。丙申夏，羽化仙去。

但是在同书卷八下《斋堂匾额楹联》中，却有与之相左的记载，原文如下:

斋堂匾额楹联一气全真。

光绪八年，恭颂龙门正宗第十九代蒋律师圆柱弘道传戒。证盟黄明莲、监戒柯明超、保举黄圆怡、演礼马明和、纠仪刘明诚、提科洪明通、登箓朱明亨、迎请曾明元。德慧常新。光绪八年九月，第十九代蒋律师弘道传戒。证盟黄明莲、监戒柯明超、保举黄圆怡、演礼马明和、纠仪张圆纯、提科刘明诚、登箓朱明亨、迎请邹明性。教化兴行。光绪八年十月，第十九代蒋律师弘道传戒。证盟黄明莲、监戒柯明超、保举黄圆怡、演礼马明和、纠仪刘明诚、提科洪明道、登箓朱明亨、迎请曾明元。

来裕恂也并未亲身经历过玉皇山福星观的早期传戒，其对蒋永林道长的小传可能是根据后人回忆所写，错讹难免。而斋堂匾额楹联，应该是传戒活动当年所写，用来庆祝传戒活动圆满的，所以和前面的同出于《杭州玉皇山志》的记述相比，斋堂匾额楹联更为可信。斋堂匾额楹联中记载的最早的传戒为光绪八年九月，比《仙迹》中要早。但卷十二《仙迹》中蒋永林道长光绪七年在北京白云观受戒的记载还是可信的。其受戒戒师为孟律师，即为孟永才道长，其于光绪七年八月至十一月间在北京白云观有一次传戒活动，受戒弟子为103人。

另外，民国庄严居士所编的《道统源流》一书中也把蒋永林道长最早传戒的时间定于‘“光绪壬午”，即光绪八年。

但在比民国《杭州玉皇山志》更接近蒋永林道长时期的晚清另一本志书《玉皇山庙志》中却有光绪七年夏之前玉皇山福星观就成为丛林的记载:

今蒋羽士又自建碑坊与灵官三清殿、报本堂、客房，挂单接众，居然为省南一大丛林矣。此尤喜出望外者也。

光绪七年夏口月口日，钱塘卓炳森谨序，时年七十。

卓炳森为复兴玉皇山福星观的关键人物，其序写作于玉皇山福星观中兴时期，史料价值较高。按全真旧制，一座子孙庙要升为子孙丛林，关键性的步骤和标准就是开展传戒活动。那么在蒋永林道长中兴福星观之后到光绪七年之前，玉皇山福星观是否有其他的传戒活动，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玉皇山福星观最早的律师蒋永林道长是在光绪七年才到白云观受的三大戒，具备了开坛受戒的资格。卓炳森虽然对于玉皇山福星观的重建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但同时他也积极地恢复杭州武林地区的其他宗教场所，诸如祭祀伍子胥的吴山伍公庙等。其他对道教宫观重建的热心可能源于其对太平天国运动后恢复后恢复旧的社会秩序的愿望。再加上其不是道教内部人士，可能对道教丛林的规制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玉皇山福星观还没有正式开始传戒之前误用了“丛林”一词。因为在传戒之前，玉皇山福星观已经成为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宫观，“丛林”一词可能泛指玉皇山福星观的地位和名望之高。但光绪七年和八年也仅一年之隔，这恰恰说明了玉皇山福星观在中兴之后就以丛林的标准来定位，“挂单接众”，积极为传戒活动作准备，在玉皇山福星观传戒之前，其就有了充足的财力与人力，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所以光绪八年的传戒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蒋永林道长为首的玉皇山福星观道众多年努力，励精图治的结果。

在匾额楹联里也明确提到了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光绪八年，再加上光绪七年蒋永林云游到北京白云观受戒，所以可以推断蒋永林中兴玉皇山福星观后第一次的传戒活动应该为光绪八年秋。    

三、传戒活动的延续

从光绪八年第一次传戒后，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就延续下来，除了光绪八年的传戒活动外，见于史料的至少还有4次。

1、光绪九年十月，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道长传戒

己载本次传戒活动的最重要的资料是《杭州玉皇山志》，原文如下：

光绪九年十月，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弘道传戒。

评盟洪明通、监戒储明安、保举黄圆怡、演礼夏明馨、纠仪王明清、提科何明、登箓金明纯、迎请陈明海、纠察徐明真、道值叶明义，引礼吕圆功、杜圆修。

“评盟洪明通”中“评盟”应该为“证盟”，原文应该为印刷错一误。监戒大师储明安道长是在京都白云观受的戒，在《白云观同治癸酉坛登真箓（1873)》中有记载，原文如下:

出字四十六号/龙门/储明安/德然子。年三十岁。甲辰相。八月二十三日已时生。系江南省松江府南汇县人。在浙江省杭州府钱唐县玉皇山福星观出家。度师楼圆和。

白云观

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玉皇山福星观的弟子绝大部分都是到北京白云观受戒。原因可能是晚清同光年间在江南地区早于玉皇山福星观传戒的宫观较少，已知的只有同治六年镇海渊德观、同治十二年委羽山大有宫、同治十一年和光绪二年天台山桐柏宫的四次传戒。这个地区的戒子都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受戒，更重要的是北京白云观作为天下龙门祖庭，在白云观受戒更能够获得教内外的认可。

登篆大师金明纯在《道统源流》中也有记载：

金明纯律嗣，道号还初，浙江海宁人，重兴湖州弁山佑圣宫，其力居多，系陈圆仙传。

湖州弁山佑圣宫，蒋永林道长在此任过方丈。玉皇山福星观的监院黄明怡道长曾经就担任过佑圣宫的监院。和金明纯同时代的人，蒋永林道长的弟子褚圆炳道长曾经也任过弁山佑圣宫的主席。金明纯道长是陈圆仙道长的弟子。陈圆仙，浙东人，其字辈刚好比蒋永林道长小一辈，是否为蒋永林道长的弟子或者玉皇山福星观出来的道士还有待考证，但玉皇山福星观和湖州弁山佑圣宫往来之密切毫无疑问。

2、光绪十一年，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道长传戒

记载这次传戒最主要的文献是《杭州玉皇山志》中的匾额，原文如下:

道贯三乘。

光绪十一年乙酉，第十九代蒋律师弘道传戒。

证盟朱明亨、监戒冯至安、保举陈至峻、演礼范至受、纠仪褚明炳、提科吴至能、登箓郑至珍、迎请陈明海、纠察陈明融、道值姚明亮，引礼褚明松、郑明行。

此次传戒律师为蒋永林道长，在光绪九年传戒中任第二十代传戒律师的朱圆亨道长此时任证盟大师，可见在道教内部各种关系中，师徒关系还是最重要的。监戒大师为冯至安道长，在光绪二十二年传戒中证盟大师为冯明安道长，冯至安道长可能就是冯明安道长。据考冯圆安为其道号，冯明安为其传戒法号。冯至安中“至”字辈就不合理，可能为误写。冯圆安道长，为蒋水林道长的弟子，“江宁府上元县人，在仁和仓桥水德道院”。保举大师传戒法名为陈至峻，冠巾道名陈明峻，其担任保举大师说明此时其应该为玉皇山福星观监院。

纠仪大师传戒法名褚明炳，冠巾道名褚圆炳。褚圆炳道长是蒋永林道长的弟子，和在光绪九年任登箓大师的金明纯道长一样，也是以弁山佑圣宫为自己的主要宗教场所。可见弁山佑圣宫应该为玉皇山福星观道教教团重要宗教活动场所。褚圆炳道长有较多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在江南活动，形成了一个主要在湖州活跃的玉皇山福星观分支。孙明清道长，褚圆炳道长弟子，浙江归安人，在玉皇山福星观受戒，时间不详，是重建河口山顶武圣宫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章明真道长，褚圆炳道长弟子，在弁山黄龙洞庙中数十年闭关参玄。他的弟子还有陈明通道长、郑明春道长、沈明伦道长、吴明善道长，再传弟子还有张至南道长、施至坤道长、周至昆道长、高至鳌道长、杜至云道长。

道值大师姚圆亮道长也在光绪二十二年传戒中任监戒大师。

3、光绪二十二年，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道长传戒

记载这次传戒最主要的文献是《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另外在《杭州玉皇山志》中有该年传戒留下的匾额证明，此次传戒律师是蒋永林道长无疑，蒋永林道长在本次传戒后不久即羽化，具体主持本次传戒工作的是此时玉皇山福星观监院陈明峻道长。

此次传戒的戒师共有8人，《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和匾额上的记载是一致的。

在每一个戒师的最后面都有“浙江本山某某期”的记载。分别是“浙江本山癸未期、浙江本山乙酉期、浙江本山壬午期”，这种记载在己知的其他登真录中没有出现。“浙江本山”无疑是指的玉皇山福星观。后面是时间，分别是1882年（壬午，光绪八年）、1883年（癸未，光绪九年）、1885年（乙酉，光绪十一年），这些时间刚好和已知福星观传戒的时间相重合，应该是戒师在玉皇山福星观受戒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本次传戒戒师都是在玉皇山福星观受的戒。

冯圆安道长任此次证盟大师，其职能是指授教典，给戒子讲经解惑，回答戒子提出的问题。姚明亮道长此次任监戒大师，光绪九年在玉皇山福星观受戒于朱圆亨律师。李圆升道长此次任演礼大师，其光绪十一年受戒于蒋永林，蒋永林传戒律师法名为蒋圆林，李圆升为表示道统和尊崇降一字辈，传戒法名为李明升，其中登真录中记载的度师名为李圆升。方圆根道长任保举大师，职责是荐引入戒，具体负责保袡、保戒、保香，应该由开戒丛林监院担任。

戒师李圆升道长本次传戒有两个弟子，一人来自杭州府杭城观音洞，一人来自绍兴府诸暨县龙王庙。绍兴府诸暨县龙王庙即为龙王殿，此时应为玉皇山福星观的下院，玉皇山福星观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曾经在接任监院后有被“派往诸暨牌头镇斗子岩龙王殿为住持”。另外李圆升道长的籍贯是浙江金华东阳县，这和当时玉皇山福星观的方丈蒋永林道长为同乡。本次其招收的一名戒子籍贯也刚好是浙江金华东阳县。李圆升道长能在玉皇山福星观的下院招收弟子，其也很有可能就是蒋永林的弟子。

方圆根道长能担任保举大师一职，可能是其曾经担任过玉皇山福星观的监院。宁波府镇海渊德观正处在戒师方圆根道长的籍贯地，应该是其当时宗教活动的主要场地。此观也为当时浙江境内丛林之一，但光绪年间渊德观并未有传戒的记录，已知渊德观在光绪年后的传戒为:1927年，黄律师传戒；1940年，方圆明传戒。晚清时期，道观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时常受到地方豪强的侵占和战乱的破坏。弱小的宫观就会和实力较强的丛林之间形成名义或者实际的依附关系来保护自己。渊德观在晚清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惨受兵祸，同光年间蒋永林道长曾主管该观，后该观自己选举方丈。1928年，由于军队驻扎，又由时任玉皇山福星观方丈的李理山道长主管。玉皇山福星观在渊德观最为困难的时候出面扶持，使其得以延续，以致后来发展壮大。《玉皇山庙志》云:

(蒋永林)往余杭、临安二县之洞霄宫、杭城之佑圣观、镇海县渊德观、嘉兴之玄妙观、四乡之东岳庙，整顿规模，后均派徒分往住管。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玉皇山福星观和镇海渊德观这两个丛林之间的交往是很频繁，通过传戒等方式可以加强各个主要丛林之间的联系，相互支持，共同应对近代道教外部环境的突变。

刘讯编辑的传戒表中和康豹《由<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来看近代江南道教网络的发展》文中均提到光绪二十一年，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有一次传戒。两者的资料来源均是王松渠编纂的《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原文如下:

孔至训嗣师。

李理仁宗师。

瑞城铜钱洋人，出家盖竹堂，礼孔子为师。乙未在杭州玉皇山蒋永林律师受三大戒法。

另外，在《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三中，也有道士在光绪二十一年到玉皇山福星观接受传戒的记载，原文如下:

彭理聚嗣师。

谢宗炼宗师。

岷冈人，生于庚子十一月初十日戌，出家于太平山，墓在岙上，受玉皇山乙未大戒。

“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可是笔者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查阅到孔至训、李理仁、彭理聚和谢宗炼的资料，原文如下:

龙门/裳字第八十八号/季理仁/敬修子。年四十三岁。甲寅相。五月初五日辰时建生。系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人氏。在本府平阳县全真观出家。度师孔至训。

龙门/往字第二十号/谢宗炼/既济子。年二十七岁。庚午相。十一月初十日戌时建生。系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氏。在本府瑞安县二十七都太平山天庆观出家。度师彭理聚。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来，《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的“李理仁”和《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的“季理仁”度师均为孔至训，瑞安人，并且以平阳为自己的主要宗教活动地。所以季理仁即为李理仁，“季”字为误写。《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和《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的谢宗炼也是同一人无疑。从中可以判定《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记载的光绪二十一年的传戒即为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二十二年传戒。

4.光绪二十七年传戒。

刘迅编辑的传戒表中提到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二十七年有一次传戒。资料来源于王松渠编纂《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原文如下：

林圆勤宗师。

温岭萧村人，出家于双门洞，礼管子为师。辛丑冬从杭州玉皇山蒋永林律师受三大戒。墓在萧□太平山墙□□。

“辛丑冬”即光绪二十七年冬，蒋永林是在光绪二十二年秋去世的，所以此次传戒的律师不可能是蒋永林道长。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道长何时羽化尚不得知，还需考证，但其年龄比蒋永林道长大3岁，并未出现在光绪二十二年传戒活动中，很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羽化。光绪二十二年后李理山道长接任陈明峻道长为玉皇山福星观监院，但在《杭州玉皇山志》、《道统源流》、《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和其他各种义献中并未提及李理山做过律师，主持过传戒活动，此次传戒律师也不可能是李理山道长。所以关于本次传戒的真实和细节还有待于资料的挖掘和考证。

四、结语

中兴后的玉皇山福星观在江南形成了一个以杭城为中心的松散的道教教团，这个教团以师徒关系为纽带，各个宫观为基础，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五次传戒中戒师字辈以“圆”和“明”为主，刚好为蒋永林弟子和再传弟子字辈，所以玉皇山福星观传戒的传戒大师还是以“本山”弟子为主，显示了教团实力之大和自我发展能力之强。这个教团出来的道士不断向外扩展，在各地借助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同治中兴”陆续恢复或者重建宫观，广收弟子，道士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此时的江南，却缺乏实力能够连续放戒的丛林宫观，所以江南的大量道士需要到北京白云观或者其他省份接受传戒。这不利于道士获得道教身份的认同，不利于道士的自我修行，当然也就不利于道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所以玉皇山福星观在光绪年间的传戒活动恰逢其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好解决了艰难道教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瓶颈问题。尤其是在玉皇山福星观之后紧接着传戒的大有宫、渊德观等宫观，均有高功曾到玉皇山福星观参加传戒活动。可以说是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为江南道教培养一批中坚力量，促进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影响深远。

道教在晚清社会环境剧变中日益没落，生存空问愈来愈狭窄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道教本身没有完全丧失其生命力，在各种外力的冲击下，也开展各种应对措施。全真丛林在近代加大传戒力度就是有效应对措施之一，通过传戒，可以使“全真道各门派仍得以保存、扩张和繁衍”。

（道教之音根据郭峰、梅莉所著《近代浙江丛林宫观传戒历史探索——以玉皇山福星观为例》整理，文章略有删改，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