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后，道教日趋衰微，道教戒律也日渐松弛，曾经纷繁、复杂、苛酷的道门戒律渐不为人知，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影响力和宗教意义。于是，道内有识之士，又力图在整顿革新中重整道教，他们的共同做法，又都是强调规戒、坚定信仰。这里仅举明代天师张宇初和清代龙门中兴之主王常月二例来加以说明，并从中窥见明清时期道教的戒律建设情况。

一、张宇初与《道门十规》

强调信仰 守持规戒

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掌教后，很快意识到道教所面临的危机，思图整顿革新。针对当时道教戒律松弛、道风不纯的问题，撰成《道门十规》，以“激励流世，昭宣圣制，永为奕世绳规”。他从加强教内规戒入手，继承全真教风，清整清规戒律。

针对当时道教组织松散、戒律松弛之弊，张宇初提倡初期全真派的道风，强调恪守清规戒律，这是重整道风的首要任务。他在《道门十规》中告诫道士“其初入道，先择明师参礼，开发性地，恪守初真十戒”，以此来“收悉身心，操持节操”。也就是说，学道之人，首要任务是强调信仰，守持规戒。而信仰与持戒又是相互影响的。可以想像，一个没有信仰的道士，是不可能恪守戒规的。所以“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

不可过于追求名利富贵

同时，张宇初还从历史教训出发，规诫正一道士说：“至若赵归真、林灵素之徒，偶为世主所崇尚敬礼，既为富贵所骄，有失君臣之分，过设夸诞之辞，不以慈俭自守，亦取议当时后世多矣，是切为后戒！”

要求道士要以信仰为重，以持守戒规为要，千方不要过于追求名利富贵，因为这不是一个真正道士的所为。张宇初心目中的道士标准，是符合道教教义思想的，这不仅是当时道教徒应该遵守的，而且即使当代道教徒也是值得提倡的。

二、王常月与《碧苑坛经》

全真派在明代虽然较为沉寂，但清初却稍有中兴之象，涌现出一批高道，其学说有人发挥，教理、教义有人阐扬，其中最有影响的首推著名道士王常月。

王常月与道教的渊源

王常月自幼喜好读书，于《老》、《庄》、经史无不涉猎。二十岁外出求师，两遇龙门六祖赵复阳，受其“天仙大戒”，后隐居华山。明末，至北京白云观，被推任为住持。清世祖顺治时封为国师，赐紫衣，开坛传戒。收授道徒千余人。“是全真教教门内公开传戒的第一人”。后又至南京，在江浙一带传戒收徒；又往武当山传授道戒。所传戒法分“初真”、“中极”、“天仙”三等，亦称“三坛大戒”，为全真教派授戒法规。通过王常月的努力，使久衰的全真龙门派得到恢复和发展。

强调“戒行精严”

王常月有感于明季“玄风颓敝，邪说流行”，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为自任，以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他在继承《全真清规》等戒律思想的基础上，著《初真戒说》，其弟子根据他在南京说戒的记录整理而成《碧苑坛经》。

王常月的道教戒律思想主要体现在《碧苑坛经》和《初真戒说》二书中。全真道初创时期，戒条简单，尚无繁文缛节。据《钵鉴续》载，赵真嵩对王常月说：龙门戒法自邱处机以来，代代皆“单传秘授，不能广行”，四百年来未显于世，致使道门戒律威仪衰颓不振，特以“三百年来独任之事”咐嘱王常月，命他待时而出，传戒宏教。

于是，他清整戒律，端正道风，强调“戒行精严”，并对此作了诠释，即“降心顺道唤作戒，忍耐行持唤作行，一丝不染唤作精，一毫不犯唤作严。始终不变唤作持戒，穷困不移唤作守戒”。《碧苑坛经》共22篇，既讲修炼次第，又讲修炼方法。提出入道学仙，须按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静身心、求师问道、定慧等持戒二十要，以此修行；并须严持初真、中极、天仙三极道戒，以戒、定、慧为渐进之基。

明心见性 “命在性中”

实际上，王常月是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认为“命在性中”，明心见性须从持戒降心、日用常行中去朴实用功，性见则命在，亦是得道。因此，王常月的说戒，重点强调“戒行精严”。并认为“仙圣无门，皆从戒入；圣贤有路，皆自戒行。”还认为“持戒在心，如持物在手，手中之物，一放即失，心中之戒，一放即破。世间王法律例，犯则招刑；天上道法，女清戒律，犯则受报。”

可见，在王常月的心目中戒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王常月中兴龙门的一个有力武器就是道教戒律建设，他不仅十分看重道教戒律的作用，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道教戒律。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道教戒律建设的代表作主要是《道门十规》和《碧苑坛经》。经张宇初和王常月在戒律建设方面的努力，虽然在加强道教自身建设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道教总体已趋于衰落趋势，所以对于道教的发展收效甚微。当然，他们在道教戒律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当代道教徒学习的，他们为道教戒律建设不懈努力的精神是值得加以弘扬的。（编辑：陶然/孟淅）